专家：南水北调头等难题在运营管理
专家：南水北调头等难题在运营管理
王丹阳
[ 从东线的规划至今，我认为它的运营管理一直是头等难题，不在于技术，就在于体制 ]
近日，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王慧敏终于等来了新消息，12月4日，一份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南水北调东线价格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到她的桌上，“很快就应该能正式发布”，12月22日，她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2004年，王慧敏着手一项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南水北调水资源配置的课题，那时东线工程已经开工两年，而对于工程建后运营模式的研究从国家层面上才开始起步。
王慧敏致信当时还任国家南水北调办主任的张基尧，“还有几年就要通水了，运营管理问题要提上日程了。”当时，工程原定于2007年通水。王慧敏在信里提出了水资源供应链管理下的契约关系，为此，她与校友张基尧见面聊了一次。
之后，为了让研究更持续深入，王慧敏得到了亲身参与省内的江苏段建设运营管理的研讨机会，并在2006年至2010年完成了江苏段管理体制运营方案研究报告，尽管像她一样提交方案的部门有很多，而最终方案却至今没有落板。
多年浸淫在各种官方会议中，她对本报记者直言，南水北调东线的运营管理始终是个敏感带，牵涉的利益方太多，“不到最后一刻，大家都不想拿出方案”。
这些矛盾不仅仅是在苏鲁之间，还有一省内部，以及国家层面还未梳理清楚的问题。王慧敏这些年完成有关南水北调运营管理领域的重点项目课题十余项，每一个研究都要单独私下找人访谈，“非常辛苦，因为你根本没办法把山东和江苏的人拉在一起。”她说。
如今，东线工程已经通水一月有余，除了价格，在运营管理模式上依然没有动静。
运营管理体制待产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东线在运营管理上有什么难点？
王慧敏：从东线的规划至今，我认为它的运营管理一直是头等难题，不在于技术，就在于体制。水的调度一定是全线统一的，而运营管理无法协调。东线的运营调度体制是三线中最复杂的，这个上面中线相对简单，因为全部是新建工程，管理相对简单，利益矛盾方没那么多。第二难就是水价，也是矛盾的集中体现点。
日报：为什么运营管理体制会是一个难题？
王慧敏：其实江苏段是在原来的江苏江水北调工程上扩展、延伸的。江水北调是上世纪50年代江苏省开始修建的，已经是很成熟的、完善的调水系统。就在原本的能力上通过河道扩展、加强抽蓄能力而扩展了，原本的江水北调和南水北调就在系统上整合成一个，同时要满足向山东输水，和江水北调的送水。原有工程是江苏省水利厅下属工程管理处在管，资产都属江苏。而新的南水北调又归属新成立的江苏水源公司和江苏省南水北调办，所以在江苏境内就已经出现多头管理的状况。
日报：为什么要在建设的时候就成立那么多单位？在山东境内又是怎样？
王慧敏：江苏在开建时就按照国家要求的以现代企业法人制筹建的原则，成立了这么个水源公司；而国家南水北调办又要求在省一级设立一个江苏省南水北调办；而老的江水北调又挂靠省水利厅，那么怎样调度、谁去调度、维护、新老工程的权责如何划分，两部分资产如何完成一个目标？
而山东也成立了南水北调干线公司，但是它和山东省南水北调办公室两块牌子、一班人马，人员构成都是水利厅的，所以两者矛盾就没那么大。
整体大矛盾在省界
日报：是不是因为要统一调度所以一定要体制合并呢？
王慧敏：调度一定是统一的，至于体制如何做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原有的江水北调的任务合并到整个南水北调的调度里了，两家即使不合并，但要有契约关系。在国家层面，水利部做南水北调调水方案，为技术和调度提供支撑；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和将来可能存在的东线总公司重运营管理。水利部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之间，也没有协调好。
日报：你印象中国家最早是哪年开始研究运营管理体制的？
王慧敏：2004年开始就有些研究部门介入，比如国调办的政研中心，山东和江苏自己也做，2006年到2010年我就帮助江苏完成了一个管理体制运营研究，有过若干套方案。很多年来，水利工程都是重建设、轻管理，因为水是公共物品，管理水平和效率都比较低，相信管理体制总有一天会出来。国调办开会每次都说管理体制很重要，但每次都是原则性的，而批到的具体方案是没有的，现在是江苏自己的都没做好。
日报：国家为什么不能打包来做一个总的运行方案，各地强制性推行？
王慧敏：我2006年开始参与江苏省课题的时候，就曾经有个说法，国家希望各省把自己的先做好，国家就在省界南四湖约定一下水价、时间和水量。多年来江苏和山东坐在一起，最直接的矛盾是水价，因为大家觉得运营管理虽然都有说法，但都认为自己制定不下来。国家就算定也是定大原则，管到干线和各个口门为止，省内运行由省内自己定，另外最大的矛盾就是南四湖。
日报：南四湖的取水乱象如果不解决，会对南水北调形成威胁吗？
王慧敏：这是肯定的。整体的大的矛盾就在分界上，如果湖上的取水口自己想开就开，你根本不知道哪里在流，沿线口门的计量就很难。如果按原来的思路，是可以把南四湖的水都计量好，由现有的淮委沂沭泗局稍作职能拓展、统一管理，而江苏水源和山东干线两个公司负责各自省内的运行，这是我认为可行的，现在不知道最终会怎么定。
两部制水价体现市场化
日报：是不是因为管理体制没定，所以水价还没出来？
王慧敏：水价可以定，12月4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已经给了一个征求意见，口门下怎么办却没有定，但是都有原则。目前是在口门上分了六个价格不同的区段：南四湖以南江苏境内、南四湖下级湖、上级湖至长沟泵站、长沟泵站到东平湖、东平湖以北鲁北线、以东胶东线。这个价格制定还是严格按照“保本、还贷、微利”，“谁受益谁分摊”的原则。
日报：目前的水价是两部制水价吗？
王慧敏：是根据两部制，目前我们的引黄济青就是两部制水价。还有一类是单一水价，运行效率都比较低。两部制水价在目前来讲大调水工程里还是比较合理的。以前我们认为水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所以用市场化的价格手段是有难度，而南水北调所定的是“谁受益谁分摊”的战略性、效益性原则。用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来构成一个综合水价，基本水价按照认购量，收回的水费作为支付固定成本，计量水价按实际口门上用水量来算。
日报：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
王慧敏：比如，南四湖以南江苏内部的口门价是0.36元，0.16元是基本水价，0.2元是计量水价。好处是考虑到你的可承受能力，水价的执行有高低，可制约你节水；而基本水费如果太高了，可能大家都不用了，工程就浪费了。所以要求你就算是生态补水，也一定要用，就算是生态补水，这样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都能体现。为什么说南水北调是准市场化运作，它的市场性就体现在两部制水价。
日报：你曾经在供应链模型里研究过水价，这有什么创新呢？
王慧敏：目前这套价格体制是静态固定的，但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可以更好一点。从供应链理论来看，本来就是协调的，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每个人的利益在平台上协商，等于把南水北调看成一个水的生产商。要考虑到来水不确定、需求不确定或者我节水了，量在变动的时候价格应该也不确定。计量部分可以用供应链思想，根据来和需的不确定性来调整价格。
日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地谈南水北调的水权？
王慧敏：50年代的时候我们不会谈这个概念，以为水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随着经济发展严重短缺，才知道水是稀缺性资源，在不同的阶段，管理手段和理念要有所改变。引进国外的水权理念是对的，但国外的土地和土地上的水是私人的，界定和计量得很清楚，才可以交易。
日报：我们是否可以参考美国的水银行或水权交易的方法在用水户间达到利益最大化？
王慧敏：我们现在水权是狭义上的，沿线上你认购了多少，国家统一分配了，认购量就是你的水权。但是我不用了卖给别人行不行？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从长江抽水给了北方，那么这个水权怎么分？做到国外的水权交易，对南水北调来说尚早。做了那么多年对水的认识，尤其是调水工程，我觉得还是以公益性为主，借助市场的手段来实现公益目标。
